这一年中我的教训是，我经历过的行业活动的场合，凡是安静的，类似于世界外科手术协会年会或者世界沥青滴漏研讨会那般虔诚和略带悲伤主义的活动，一律是失败的。整个过程令人昏昏欲睡，没有情绪慷慨，没有心潮高昂，故而也没什么应有的效果。

我于是开始反向思索“喊口号”在人类学、生物学上的意义、在行业的意义，或者说为什么我们离不开喊口号，这种喧嚣的、闹腾的、表面上形式主义的动作如何回归到我们内心的完善？激发我们骨子里溢出来的斗志？

凭经验我可以总结出，喊口号，第一，很来劲，容易激发杀敌或奔赴事业的勇气，比如斯巴达克斯起义；第二，高度传递任务的要义和国家（企业）文化，比如巴黎公社宣言；第三点，我读了很多书才总结到，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它对于像直销这样的组织意味着什么，有哪些神奇的作用，接下来我会重点讲到它。然而第四点才是最惊异的，喊口号本身就是我们华族生命能量的一种绽放，是我们中华民族特定文化基因在许多世纪之前做出的心智选择的结果，通俗地说，是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

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可朔的历史，可记载的诗文，那些保有传统的篇章，属于源泉的部分，无论出自皇廷坊间、黉宫乡塾，无论篇什巨细，一律是短句组成的。我们的《诗经》《离骚》，我们的《道德经》《论语》《尚书》，无论韵文、散文，较之于世界古文明璀璨的泉头的同类部分，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古罗马的《编年史》、古巴比伦的创世神话、古印度的史诗，都无比简约、凝练、短小；我们最早的儿童发蒙读本，如《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不过三四个字一句；我们绝大部分的体、律、辞、赋等文学体裁，包括那些未被记载的民间诗歌，都以五言、七言甚至更短的句子构成，并且对偶、排比的句型，押韵的格式，非常易于朗读、记忆、传诵。我们实在是不事铺陈、不渲染、不浪费的民族。能用一个字表达的意思，绝不多添一字，能喊“天啊”，绝不念成多出一音的“my God”。

我们的姓名组成很难超过三个音节的，张三李四，不像外国人的姓名那么难记。1977年我参加国家高考，面对一道根号4等于几的题目犯难，只答对了一半，但是如果考苏俄第一任名义上的元首的名字，我可以“脱笔而出”：雅可夫·米哈依诺维奇·斯维尔德洛夫，至今也是。列宁、斯大林的全名，还有那种类似于“伊万·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奇怪的姓名，还有很多外国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的全名，我可以一字不差写出，可惜没考。

当时之所以背这些人名，是因为能够成为炫耀的资本。中国人的节约观念，首先体现在起姓名上。可能是由于我们的思维在逻辑上的缺陷，或者不喜欢直线思考的特点，我们没有很长的复句，没有复杂的结构要拿出来剖析、解构的长句。诗人西川说，“句子在现代汉语里继续发展到一个更长的长度，但是不能无限地长。这是汉语本身对句子长度的天然规定。”他举例：英国的雪莱写过一首十四行诗《奥西曼斯德》，整个一首诗就是一句话。他说，“但中文做不到”。

我们的老祖宗在需要表达思想、情感的时候，即使是再深奥、再繁复的内容，也可以用极简单短句表达，比如“道可道，非常道”；这说明我们何等的内察，又善于启发他人一起加入思考、加以丰富。我们的古人提倡述而不作，少说甚至不说，就是我们智慧的一个特点。法国哲学家弗朗索瓦·于连写了一本书《圣人无意——或哲学的他者》，整本书都在谈我们的这个智慧特点，并加以高度赞扬。

于是，这种文字的切片，这种像香肠被切成一节节的，像金银链被分解成一小段一小段的诗文连环的特点，形成什么样的结果呢？那就是非常容易产生响亮有力的口号、标语。在中国历史上，在每一个非常时期、每一个重大事件、每一个要紧人物的活跃期，那些能喊出来的，未被喊出来的口号，至今还在流传，还在被记忆。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苟富贵，勿相忘”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到“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到“深挖洞、广积粮、缓称霸”到“杀牛羊，备酒浆”到“英特耐雄纳尔”到“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到“雄赳赳，气昂昂”到“我们一定要解放”到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到“备战、备荒、为人民”到“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到“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到“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到“学习雷锋好榜样”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到“妹妹你大胆朝前走”到“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到“四个自信”到“六个坚持”到“你看小狗在叫，树叶会笑”到“你每次离开家，带着远方的牵挂”到“打倒帝国主义，不愿再做奴隶”到“心若无所求，有风无风皆自由”到那个攻陷巴黎奥运会的“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真的，这些耳熟能详、生动、上口、好记的梗、桥段、口号、思想的碎屑，曾经在历史的重大时期、人类的转折点、人类情绪的波澜期起了多么大的鼓舞作用啊！每当这个时候，能够集合人的思想、心灵，集合一切物质力量，统一当下任务和对未来期望的，不是莎士比亚的某首十四行诗，不是《资本论》中的某一段落，而是这些高度凝练的，让人振臂，让人热血沸腾的口号。可以说，口号是组织社会的顶级工具。这就是我讲的喊口号的作用的第三点，很重要的一点。

没错，直销是组织度完成最高的行业，直销就是高度化组织起来的组织，而这正是直销优于其他行业、职业的根本所在。从形式上讲，公司、系统、团队、工作室、小组，分级管理，层次清晰；从文化上讲，人不分东南西北，业不分工农商贾，围绕统一的愿景，一致的行为，共同的目标努力作业；从活动上讲，晨会、新人会、产品说明会、事业说明会、晚会、会后会、年会、海外游，琳琅满目，功能分明；从仪式上讲，鲜花、胸卡、宣读司训、走红地毯、诵读公司文化、播放企业宣传片、上台下台接受欢呼、问候语、进行曲的旋律、威武的舞狮，无一滴漏；从晋升阶梯上讲，从初级到高级，从普通经销商到环球皇冠大使，路线分明，老少无欺。

这一切，都是其他行业少有或没有的，医生、律师没有，快递、外卖没有，出租车司机、招商局职员、海关报关员、幼儿园阿姨也没有，即使再庞大的行业（职业），即使它们在形式上组织建设的完成度很高，也没有直销业这样的瞬间爆发出的巨大的组织力量。

只有在直销业才能领略到组织的巨大力量。而直销业之所以能够组织得这么好，发挥的能量这么大，是由于它的模式决定的。它的模式能够将团队的目标和个人的利益结合起来，能够将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利益融合起来，这就是它制胜的法宝。

关于组织的力量、意义，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在其著作《工业人的未来》有所论述，他一再提到组织化是现代社会区别于以前社会最明显的特点，组织化生存能力是现代人必须拥有的最基本的素质和能力。“现代营销学之父”菲利普·科特勒也说，“企业如何在当今快速变化的世界上取得成功？这取决于组织的力量。优秀的组织能力能为企业带来高效率、良好的发展势头、充沛的动力和能量。”得出这些结论的理由不难想到。

但是，为什么要通过“喊口号”这样的形式去聚合力量、传递文化价值、告知任务目标和方向，而不是通过演讲、做报告、写文章、促膝谈心、写PPT、放幻灯片来完成这些事情呢？

答案是：最直接、最捷径、最有成效。

十年前有一本书：《企业文化的逻辑》（王祥伍、黄健江著），很好读。里面有一节讲组织化的力量，介绍了文化大师梁漱溟先生的一个观点：中国文化与西方相比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缺少公德意识;二是缺少纪律性;三是缺少组织能力;四是讲人情而轻法制。如何弥补这一中国传统文化弱点呢？梁漱溟认为，不是要通过“文化”说教，而是要通过“武化”教育(军事训练和类军事训练)，要通过“武化”的方式进行“文化”教育，通俗地讲，通过“武化”的方式让人获得组织化生活体验，从而训练人的公德意识、组织能力、纪律性和法制观念。

梁的这个观点让作者“有一种醍醐灌顶、茅塞顿开的感觉”，对于长期困扰他们的文化如何落地问题，开始有了答案。作者写道，中国的企业文化建设做得最好的那些企业，比如，华为、海尔、万科、联想等，都有一个相同的特征，即这些企业的创始人都是军人出身。“这些企业的企业家本人在创立企业之前，都接受了来自军队的‘武化’式的文化训练。同时，可以肯定地说，军队中的‘武化’式的文化训练被这些企业家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到了自己所建立的企业中，并成为这些企业日常管理的风格，”任正非“让听得见炮火的人做决策”是一个代表性的例子。作者还举出了其他一些例子来证明“武化”国家（企业）文化的非凡意义。

为什么大学新生进校要组织军训？企业的团建常常加入军事化、体育化的内容？在直销行业培训的场合，可以看到大量的游戏环节，做游戏也是非同小可的事情，《企业文化的逻辑》的作者认为，游戏是广义的体育训练的一部分，也是文化建设非常有效的方式。在我看来，游戏就是思维体操。

 “喊口号”、做游戏和把企业文化的标语贴在墙上一样，是“武化”文化最常见的做法，也是组织起来的最有效的范式。在托尔斯泰的《复活》里面，被遗弃的贵族养女玛斯洛娃在火车站没有见到将她始乱终弃的聂赫留朵夫，悲从心来，凄惨地喊了一声“苦啊”！这一声发自个人，回旋、消失在不可见的个人生命历史回廊里，但如果在秦末、汉末、唐末、明末，很多受苦人一起喊“苦啊”，就酿成了地动山摇的口号和行动的催化剂，从而演变成改朝换代的大事件。来自我们母语的古老节奏和本能成分的口号，是最快、最捷径、最奔放的聚拢人心、达成共识的工具，所有的口号都有感知和意义两个层面，它对我们的精神有益，对我们的身体也有益，我们就像非洲塞伦盖蒂大草原的狮子那样，时不时得吼几声，所以，喊口号是必须的。